近日，针对北京女护士白淑芬职业病维权案，卫生部向白淑芬的律师做出正式回应，表示将在调整职业病目录时考虑该问题。此前的2011年9月11日，公益律师刘巍和翟振锋二人，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寄送了一封建议信，建议修改《职业病目录》，保护接触抗肿瘤化疗药物的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劳工权利。

2011年11月2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是在1988年发布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规定。时隔23年，保护女职工权益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工作部的部长丁大建，请丁部长和中工网的网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近年来关于女职工权益保护的话题。

产假政策(maternity leave policy)，并不仅仅是放多少天这么简单，它牵及到一系列问题，从儿童照料到女性就业权利，甚至整个社会对何谓理想家庭模式的价值判断。其中，又以产假融资最为关键。一个重要的国际经验是：政府不负上经济责任的产假，很容易有名无实。

本报东莞女工生存状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0%以上的女工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却有42.5%的女工认为，工厂管理会制约她们私生活的自由，长期呆在流水线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工厂外面的人。而在这间工厂内部，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过80%。王某说，“女工找不到恋爱对象，是现实的问题。说‘养’男友或许不好听，但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缺乏女性劳动力使亚太地区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在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保守估计表明，如果女性就业率提高至70%，那么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将增加到2%-4%,接近许多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几乎有70%的女性从事有偿工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3%。这个统计数据与更高的长期增长和国家经历的产业化水平持平。

1978年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广东迅速成为全国关注度最高、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各大城市迅速吸引省内外大量劳动力涌入。然而怎样跨越大城市的门槛，把自己“种”进城市？他们要真正成为城市人，要面对就业、住房和社保等等三大门槛。改革开放的广东毕竟给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遇的机会。

打工者黄爱萍因双小腿粉碎性骨折工伤，住进花都炭步医院后，名字被换成“潘娟”，经历了质问、争执、协商之后，用回了自己的本名（详见8月19日本报《广州观察》AII01版）。昨日，记者联系到黄爱萍的家属胡理论，他告诉记者，名字换回来之后，他们“讨公道”的底气很足，已经向炭步镇递交了工伤鉴定的申请，“只等出院诊断书，就能向花都区申请工伤鉴定了”，他说，“公司（佳恒板业）没给我们买社保，工伤也不能白遭罪，一定要将赔付进行到底”。

“名字为什么要换？”在整个事件中，换名的“动机”是黄爱萍夫妇最想搞明白的问题，“换名肯定是有目的，我们就想知道会不会对我们不利”。而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成了彻头彻尾的一个迷局。佳恒板业一口咬定是一次工作失误，胡理论显然不接受这种说法，“要么为骗保，要么就是不给我们工伤鉴定的证据”。

小尹坦言，自己疯狂做家教，只为“证明”自己。“大家都觉得富二代、官二代生活自理能力差，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喜欢浪费，不会挣钱，我一定要改变部分人的这种思维惯性。”尹敏表示，有一次一个要好的朋友当面说她是“花瓶”，中看不中用，这些深深地刺痛了她。“其实我打工并不是为了钱，在餐厅做服务员，一个小时只有7块钱，但挣再少的钱，也是一种自食其力的态度。”小尹坦言没有遗憾。

“深圳所有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都要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用人单位按其全部在职职工月工资总额的 0.5%按月缴交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7月6日，深圳市法制办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生育保险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