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告基于2000-2010這十一年間發生的553起工人群體事件的分析，對此期間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背景、特點、政府的對策變化進行了全方位總結，並指出中國勞資關系調整方式的變化，導致了對真正集體談判的需求，並可能由此建立真正的集體談判制度。

本報告的數據來自執筆人在新加坡對中國工人、新加坡非政府組織職員、職業中介機構、政府官員、法律專業人士和工會幹部的訪談。本報告分析了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法律與勞工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描述了中國工人在新加坡所面臨的工作條件與維權困境。

本報告以近兩年間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為主線，描述工人運動的發展軌蹟，總結了工人集體行動的形式、特點、訴求與後果。本報告指出，工人的集體行動標志著中國集體勞資關系的形成，孕育著集體談判這一勞資關系的基本調整機制，並發動與推動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改革。

本報告通過五位研修實習生對親身經歷的敍述，透視了日本的 “外國人研修和技能實習制度”，揭示了這一制度存在的深層問題。維護研修實習生權益，關鍵在於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使研修生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獲得來自日本當地和中國國內人士與組織協助。（2011-03-22更新）

我國的勞動關係已經在本世紀初完成了市場化的轉型，勞資矛盾在市場經濟中本應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而在2009年底出版的一期《瞭望》週刊中，這種正常的社會現象被稱為一種“憂患”。當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轉變為一種“社會的憂患”後，這個轉變的過程就是一個值得分析與探討的命題。本報告將引用研究文獻、媒體報導、勞工政策和勞動法律，回顧與梳理我國勞動關係的轉型過程，探討勞資矛盾成為社會憂患的根源所在，概括分析勞動關係調整機制的影響因素，提出建立市場化勞動關係調整機制的政策建議。

這是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第二份關於塵肺病患者維權障礙的研究報告。報告揭示當事人在維權活動中所遭遇的制度障礙、資本障礙和權力障礙，分析了這些障礙的形成的原因與現狀。

這是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第三份工人運動觀察報告。在報告期（2007-2008年）內，我國工人運動依然呈現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向：一是由工人發起和組織的集體維權行動，這類行動自本世紀初興起後，一直以追討和爭取勞工的經濟權益為主要目標，具有自發性和臨時性特徵，行動的組織正在趨於完善，行動的策略也正在趨於成熟；一是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導和開展的維權活動，這類活動一直以化解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為主要目的，活動本身具有“官辦”、“官控”和高度的政治化的特徵。本報告繼續以“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兩分法”，對我國工人運動的發展軌蹟做出概括性描述。報告由對經濟、法律和社會背景描述、對工人集體維權行動個案的分析、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建設和維權作為的考察和中國勞工通訊對兩類維權行動的分析等四部分組成。 報告的各版本可在下列連結中獲得：

從1988年10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通過《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到2008年10月全總召開中國工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整整二十年間，全總在組織結構上和工會理念上都沒有進入市場經濟環境下應有的角色。本報告將就全總書面和口頭上的維權“供給”與企業勞資矛盾現實中工人維權的實際“需求”之間的差別進行分析，指出全總的維權“供給”和工人的維權“需求”恰似兩條持續延伸多年但從未相交過的平行線。本報告指出，“供給”與“需求”之間不相交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於執政黨誤解了因勞資矛盾激化引發的社會衝突，致使全總作為工會本應具有的維護勞工經濟權利的基本角色與功能被執政黨全面政治化了。本報告還就全總維權的去政治化與主體歸位等提出了建議。

2007年6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這部法律在頒布前後，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曾經引起學術界的激烈爭論。本報告以《勞動合同法》的有關條款為視角，對我國中小私營企業雇傭關系“法外運行”的狀態加以剖析，並提出改變這種狀態的惟一途徑是在企業層面建立真正的集體談判制度。本報告認為，《勞動合同法》賦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勞動合同方面更多的職責和權利，這已經超出了工會本應作為工人的代表，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角色定位。因此，要建立以集體談判為核心的企業雇傭關系調整機制，工會必須轉變其維權角色和維權模式。

在國有企業的改制與政策性破產過程中，由於缺少工人的參與和公正的政策，引發了“勞權爭議”。由於這類特殊的爭議不能通過信訪、仲裁和訴訟等公力救濟途徑得到解決，迫使工人採取集體行動進行自力救濟。本報告以中國勞工通訊的“勞工權益公益訴訟”項目所援助的個案為基礎，以國有企業改制和政策性破產為視角，以此項“改革”所引發的勞權爭議及工人追討權利的過程為主線，描述在現有制度下這類爭議演變成工人集體行動的過程，並嘗試探討這個過程發生和發展的真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