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針對北京女護士白淑芬職業病維權案，衛生部向白淑芬的律師做出正式回應，表示將在調整職業病目錄時考慮該問題。此前的2011年9月11日，公益律師劉巍和翟振鋒二人，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寄送了一封建議信，建議修改《職業病目錄》，保護接觸抗腫瘤化療藥物的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和勞工權利。

2011年11月22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稿是在1988年發布施行的《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基礎上，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做出相應調整和規定。時隔23年，保護女職工權益的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今天，我們有幸邀請到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工作部的部長丁大建，請丁部長和中工網的網友們一起來探討一下近年來關于女職工權益保護的話題。

產假政策(maternity leave policy)，並不僅僅是放多少天這麼簡單，它牽及到一系列問題，從兒童照料到女性就業權利，甚至整個社會對何謂理想家庭模式的價值判斷。其中，又以產假融資最為關鍵。一個重要的國際經驗是：政府不負上經濟責任的產假，很容易有名無實。

本報東莞女工生存狀態調查問卷結果顯示，70%以上的女工認為，女性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卻有42.5%的女工認為，工廠管理會制約她們私生活的自由，長期呆在流水線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機會接觸工廠外面的人。而在這間工廠內部，女工與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過80%。王某說，“女工找不到戀愛對象，是現實的問題。說‘養’男友或許不好聽，但現實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卻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缺乏女性勞動力使亞太地區每年損失數十億美元，在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等一些國家，保守估計表明，如果女性就業率提高至70%，那麼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將增加到2%-4%,接近許多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在中國,幾乎有70%的女性從事有償工作，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3%。這個統計數據與更高的長期增長和國家經歷的產業化水平持平。

1978年改革開放大門打開後，廣東迅速成為全國關注度最高、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珠三角各大城市迅速吸引省內外大量勞動力湧入。然而怎樣跨越大城市的門檻，把自己“種”進城市？他們要真正成為城市人，要面對就業、住房和社保等等三大門檻。改革開放的廣東畢竟給他們提供了千載難遇的機會。

打工者黃愛萍因雙小腿粉碎性骨折工傷，住進花都炭步醫院後，名字被換成“潘娟”，經歷了質問、爭執、協商之後，用回了自己的本名（詳見8月19日本報《廣州觀察》AII01版）。昨日，記者聯系到黃愛萍的家屬胡理論，他告訴記者，名字換回來之後，他們“討公道”的底氣很足，已經向炭步鎮遞交了工傷鑑定的申請，“只等出院診斷書，就能向花都區申請工傷鑑定了”，他說，“公司（佳恆板業）沒給我們買社保，工傷也不能白遭罪，一定要將賠付進行到底”。

“名字為什麼要換？”在整個事件中，換名的“動機”是黃愛萍夫婦最想搞明白的問題，“換名肯定是有目的，我們就想知道會不會對我們不利”。而恰恰就是這個問題，成了徹頭徹尾的一個迷局。佳恆板業一口咬定是一次工作失誤，胡理論顯然不接受這種說法，“要麼為騙保，要麼就是不給我們工傷鑑定的證據”。

小尹坦言，自己瘋狂做家教，只為“證明”自己。“大家都覺得富二代、官二代生活自理能力差，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喜歡浪費，不會掙錢，我一定要改變部分人的這種思維慣性。”尹敏表示，有一次一個要好的朋友當面說她是“花瓶”，中看不中用，這些深深地刺痛了她。“其實我打工並不是為了錢，在餐廳做服務員，一個小時只有7塊錢，但掙再少的錢，也是一種自食其力的態度。”小尹坦言沒有遺憾。

“深圳所有用人單位及其在職職工都要按規定參加生育保險，用人單位按其全部在職職工月工資總額的 0.5%按月繳交生育保險費，職工個人不繳費。”7月6日，深圳市法制辦公布了《深圳經濟特區生育保險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並公開征求社會各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