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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臨汾一副市長落馬 50多名煤老闆被傳喚

       臨汾之殤

  苗的受賄路徑早已不是秘密,重權在握的苗元禮不僅掌握著一個煤礦的生殺大權,而且大筆一揮,就可以讓煤老闆少交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資源費。

  坊間流傳一個較為誇張的細節是,苗元禮的辦公桌上經常會放一疊報紙,找他辦事的人看報紙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錢。

  一位煤老闆憤憤不平地說,“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想從我們身上揩油,覺得我們的錢掙得太容易,動不動就讓我們捐款或者贊助,有的直接就罰款或者敲詐,全民皆仇富。”

  臨汾市公安局為了蓋新辦公樓,逾億元的建設資金幾乎全部來自于對煤老闆的各種罰款,一位知情人士稱,當時連國保、戶政等民警都有罰款任務,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屬院突然出現一個炸藥包後,這種行為才有所收斂。

  臨汾市委書記王國正曾在一次大會上公開稱,“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慮所學專業是否對口,只想去煤炭局、國土資源局,說那裏實惠。什麼實惠?無非是想吃拿卡要!”

  苗元禮受賄伸向黑磚窯:中紀委在查辦黑磚窯事件中公職人員的瀆職問題時,發現洪洞縣廣勝寺鎮派出所所長劉林忠名下有數億元的存款,且被頻繁轉移,廣勝寺鎮是“黑磚窯事件”的最初暴發地,該地派出所所長劉林忠在事後被處以行政降級處分。劉林忠被“雙規”後很快承認,他有巨額資金是因為他個人在洪洞縣境內有煤礦,而且曾向苗元禮行賄200萬元。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孫春龍/山西臨汾報導

  李天太走出臨汾市政府辦公大樓的時候,院子裏已經站滿了為他送行的幹部群眾。這一天是2007年12月19日,在前一天,中共山西省委召開省委常委會,決定免去他的臨汾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並提名免去其臨汾市市長職務。

  免職通知上的理由非常簡單,“鑒於在洪洞縣‘12•5’特大煤礦事故中,臨汾市人民政府在安全監管方面負有責任。”

  2007年12月5日23時15分,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瑞之源煤業有限公司發生爆炸事故,105名礦工遇難。而此時,洪洞還沒有走出“黑磚窯事件”的陰影,在各大媒體的年末盤點中,“黑磚窯事件”再度佔據顯著位置。

  更為重要的是,洪洞縣此次礦難已經是臨汾市在2007年發生的第三起重特大事故。3月28日,堯都區餘家嶺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礦工遇難,僅僅一個多月後的5月5日,蒲鄧煤礦發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8人遇難,兩人失蹤。

  和礦難伴隨的,是臨汾市部分領導的腐敗問題。7月30日,臨汾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長王月喜被移交司法機關,其涉嫌受賄以及利用職權出書謀利等,涉案金額逾300萬元;10月中旬,臨汾市副市長苗元禮被雙規,坊間傳言辦案人員查獲不明資金高達7000萬元,和苗元禮同時被雙規的,還有臨汾市煤炭工業局等部門的多位領導。

  黑磚窯,礦難,官煤勾結,這些元素並列在一起的時候,就構成了臨汾這個城市2007年的面孔,和它的天空一樣,沉屙已久,積重難返。

  和喜訊同時到達的是免職通知書

  2006年4月,李天太當選為臨汾市市長。那時的臨汾,剛剛戴上一個三連冠的“桂冠”:市區環境空氣品質在全國113個環境重點監測城市中連續三年排名倒數第一。當地生產的暢銷飲料金梨汁,其推介詞為“適合長期居住在環境不佳區域的人士飲用”。

  “摘不掉環境污染倒數第一的帽子,就摘掉我的帽子。”李天太上任伊始豪氣沖天。當年底,臨汾市不負眾望,不再是“第一”,但“倒數第二”也並不光彩。

  2007年初,李天太將環境治理列為“市長一號工程”,“堅決支援市長一號工程”的大型看板一時間遍佈各區縣的交通要道,各區縣關停污染企業的捷報頻傳,李天太甚至要求環保局每天給他的手機發一條當日環境污染狀況的短信。

  環境治理必竟難以立竿見影,和市長的決心形成對比的,是形勢的日益嚴峻。

  2007年3月6日,山西省環保局局長劉向東專門致信李天太,要求臨汾市立即採取強硬措施,切實解決突出環境問題,以避免遭受“區域限批”制裁。

  隨後,一家國外環境研究機構評出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區,臨汾成為中國的“代表”。

  “出重拳,下猛藥”,“壯士斷腕”,面對責難和非議,李天太決心不改。一則公開的資料顯示,為了環境治理,臨汾市損失了200多億元的GDP。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7年12月18日,李天太的手機短信顯示,截至當天,全年空氣品質二級以上天數突破300天,提前三年實現空氣品質二級以上天數275天的目標。和這一喜訊幾乎同時到達的,是山西省委組織部的免職通知書。山西省委組織部,曾經是李天太工作了整整10年的一個地方。

  《二級以上天數突破300天 環境治理實現歷史性突破》,這則新聞在李天太離開臨汾當日起,就被臨汾新聞網放在頭條位置多天未變。這或許是他們給這位被認為“做了不少事”的市長的送行禮物。

  一位縣級領導很婉惜地告訴本刊記者,在洪洞煤礦出事的當天,李天太剛剛在海口和和他的老鄉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簽署了共建臨汾國際機場的協定,“臨汾市的環境治理、城市建設、招商引資等工作都剛剛有了眉目。”

  臨汾因煤而發但又為煤所困擾

  有人總結說,李天太在主政臨汾期間,倍加重視環保,而忽視了安全工作。

  公開的資料所顯示出的李天太對煤礦安全的決心似乎並不差于環境治理。僅在2007年裏,當地媒體公開報導的李天太有關煤礦安全的講話不下10次,尤其在幾次重大事故之後,言辭更顯強硬和懇切。

  3月28日餘家嶺煤礦發生瓦斯爆炸後,李天太表示,要認真拿出過硬的措施,一定要舉一反三,杜絕此類事故再次發生。

  5月5日蒲鄧煤礦瓦斯爆炸後,李天太宣佈:“今年市政府下決心,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措施,確保年內不再出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7個月之後,洪洞縣的一聲巨響,讓李天太的“確保”再次灰飛煙滅。

  12月9日,李天太在公開場合向國務院調查組和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深刻檢查。12月11日,李天太在幾大網站公開了一封6000多字的致全市415萬父老鄉親的道歉信,“作為一市之長,我沒有做好工作,辜負了黨和人民的重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感到十分痛心和愧疚,難辭其咎,願意接受組織給予的任何處分。”

  “在今後的工作中,市政府將痛定思痛,絕不讓這次血的教訓付諸東流。”李天太在公開信中表態,在對當前工作中,李天太連續用了五個“鐵”:用鐵的意志“嚴查”,用鐵的手腕“嚴治”,用鐵的決心“嚴管”,用鐵的紀律“嚴懲”,用鐵的措施“嚴關”。

  他甚至提議將每月的5日定為安全生產日。

  “如果大家覺得我在臨汾還是做了一些事,我就心滿意足了。”在公開道歉之後的李天太,已經預感到了自己的宿命。

  李天太被免職,被媒體解讀為高層對煤礦安全事故的問責力度升級,在此前,因礦難問責被免職級別最高的領導一般不超過區縣一級。而坊間對此的解讀是,臨汾煤礦事故連連讓公眾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另外當地政府在對待“黑磚窯事件”的態度上也令上層不滿。“黑磚窯事件”發生後,洪洞縣縣長被免職,山西省省長公開檢討,而臨汾市級官員始終保持著沉默。

  2007年裏,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和他的接任者孟學農先後向國務院做檢討,事由均緣於臨汾。前者是因為“黑磚窯事件”,後者是因為“洪洞12•5事件”。對於後者這位因“非典”被問責而剛剛複出不足百天的官員來說,尷尬更甚。

  “臨汾因煤而發展,但又為煤所困擾。”李天太的公開致歉信的結尾,似乎也在訴說著他內心的無奈和悲哀。

  重典猛藥為何依然難以扼制安全事故高發

  李天太被免職後,晉城市委副書記夏振貴被火速調往臨汾主持市政府工作。夏振貴有意將上任後的第一次工作調研安排在了煤炭、安監部門。在此次調研中,夏振貴強調,要落實企業的主體責任人,變“要我安全”為“我要安全”,變“行政幹部為煤礦安全不安”為“煤礦老闆為煤礦安全不安”。

  “什麼六證齊全,我看是五毒俱全!”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在洪洞礦難調查組成立會上怒斥。安監總局針對臨汾連續發生的幾起煤礦事故分析說,這一系列事故,其非法盜採,其弄虛作假,其嚴重超定員、超能力、超強度生產,其管理混亂,甚至事故後瞞報、遲報和逃匿等,如出一轍,而且一起比一起隱蔽,一起比一起嚴重。

  每次礦難都被視為血的教訓,但為何礦難依然接踵而來?

  是制度不健全嗎?幾乎沒有人這麼認為。當地關於煤礦安全的規定,幾乎窮盡了所有的心思。該省甚至出臺年產9萬噸的煤礦每次下井人員不允許超過29人的規定。有人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就要由國務院進行事故處理。

  是政府管理不力嗎?沒有一位官員願意承認。當地一位縣領導在談到對煤礦安全的管理時感慨“幾乎是在打一場人民戰爭”,每天都會有執法人員前去檢查,甚至政府還派了工作人員駐點監督,政府為安全所付出的成本巨大。在對幹部的處理上也是毫不留情,2007年3月的餘家嶺煤礦事故發生後,臨汾市政府一下子處理了37名幹部,連被稱為”政治名星“的區長宿青平亦被免職。該市甚至在餘家嶺礦難後出臺政策,以後凡是煤礦違法生產造成10人以上死亡者,所在區縣的書記和區縣長一律免職。

  是對煤老闆的威懾不夠嗎?在2007年臨汾市已經發生的兩起重大事故中,煤老闆均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如此重判煤老闆在以前從未有過。而在2007年年初,山西省已將每死亡一名礦工對煤礦的罰款額度提高到了100萬元。

  重典,猛藥,為何依然難以扼制煤礦安全事故的高發勢頭。那麼,究竟是誰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陷入怪圈的煤礦安全管理

  洪洞12•5事件後,臨汾市所有的煤礦被關停整改。這已經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人得病,全家吃藥”,煤老闆都如此抱怨。2007年,臨汾市的煤礦的總共生產時間不超過3個月,每次事故後全市煤礦都會被叫停外,“兩會”、“十七大”期間煤礦也被責令不能生產。

  除此,煤礦常常因為各類證件過期而被迫停產。一個煤礦要正常生產,需“六證”齊全,這“六證”分屬六個省級主管部門,每個證每年都要年檢一次,常常是一個證剛辦下來,另一個證又過期了。

  畸形政策的出臺,是因為一個關於企業安全生產的企業行為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政府動不動就讓我們停產,這是嚴重的違法行政。”一位煤老闆抱怨說,“一個煤礦一出事,所有的煤礦都被政府勒令停產,表面上看是對安全生產的重視,其實起到的是反作用。”

  對於這一看法,一些政府官員也認同,“煤礦可以正常生產的時間非常和限,一旦開始生產,煤老闆為了加大產量,肯定會做出好多違規的行為。”另一驅動力在於日益增長的利潤,根據目前的市場行情,臨汾市主產之一的主焦煤的價格每噸一度超過了1000元,而其成本每噸不足300元,利潤高達三四倍。

  而從技術角度來說,每次停產時間過長,其瓦斯聚集、塌方等安全隱患就越多。另外,停產會加速礦工的流動性,新來的礦工對礦井的熟悉會有一個過程,一不小心,就會造成大的安全事故。

  煤老闆普遍表現出的是對煤礦正常生產的安全感的缺失,除動不動就會被臨時停產外,永久被關停也是隨時都會發生的事情。在臨汾,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礦井會被關停。另外,當地為了對資源進行整合以及加強對煤礦安全的管理,每年都會有一定比例的礦井關閉指標,第一次是在2005年,年產9萬噸以下的煤礦被關閉,隨後,年產15萬噸以下的煤礦又被強行關閉。據內部人士透露,此次洪洞礦難後,臨汾市欲將關閉的規模提高到年產30萬噸以下。

  “突然一個政策出臺,說不定你的煤礦就上了‘死亡名單’。”一位煤老闆說。臨汾市的煤礦近幾年有過兩次大的投入,一次是2004年,臨汾市政府要求全市煤礦進行採煤方法改革,一般煤礦投入都在數千萬元,隨後又對煤礦產權制度進行改革,煤礦按儲量向政府繳納資源費,又讓煤老闆再一次“大出血”。

  一位煤老闆說,這兩項改革在實施時均遭遇了抵觸,市政府為了讓改革順利進行,說交了錢煤礦就是合法的了,誰也不會無緣無故關停,“但現在政府說關就關,連賠償也不給我們。”

  煤老闆們並不否認違規生產的現象存在,“現在好多煤老闆都是高位時接手別人轉讓的煤礦,投入又這麼多,心裏一點也不踏實,恨不得一半年就把成本收回來。”

  煤礦的安全管理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政府千方百計為煤礦加上一道又一道枷鎖,煤老闆想儘快套現則不斷鋌而走險。

  這個因煤而興的城市,正在成為官員的“滑鐵盧”

  全國首家試點的臨汾市煤礦產權制度改革曾被認為是減少煤礦安全事故的一劑良藥。改革依然緣於一次礦難,2004年4月30日,臨汾隰縣梁家河煤礦發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事故處理組到達現場時發現,竟不知誰該為此事負責——該礦層層轉包,產權關係混亂。

  產權制度改革就是讓煤老闆繳納一定的資源費後,將煤礦的所有權明確為煤老闆私人所有。“自己的孩子,誰都知道心疼。”改革的實施者、時任臨汾市市長的王國正對此次改革充滿了希望和信心。2006年2月,王國正任臨汾市委書記。在當年6月接受《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專訪時,王國正曾表示,煤礦產權制度改革效果明顯,“現在煤礦安全事故大幅度減少。”

  距此次採訪不久後的11月26日,臨汾市的蘆葦灘煤礦便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4人死亡。接著從2007年初開始,餘家嶺煤礦、蒲鄧煤礦、洪洞縣瑞之源煤業公司相繼發生礦難,分別造成26人、28人、105人死亡,四起礦難造成的死難礦工人數節節攀升。

  臨汾市的多位官員和煤老闆表示:“從理論上講,煤礦產權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甚至近乎完美,但從結果來看,失敗了。”

  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讓煤老闆真正地對煤礦安全負起責任來。但是這項改革並沒有考慮一個背景,煤老闆以及煤礦工人的素質。作為一個高危行業,煤礦的準入門檻基本沒有。一個對煤礦生產一竅不通的人,只要經過一兩個星期的培訓,就可以拿到礦長資格證。而有的煤老闆,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另外,煤礦工人都是農民工中最低層的一個群體,離產業工人的標準相差千裡。

  “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臨汾市一位官員如此評價王國正所實施的煤礦產權制度改革。

  這個因煤而興的城市,正在成為一個又一個官員的“滑鐵盧”。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臨汾市因煤礦事故被問責的各級官員已經不下百名。

  李天太被免職後,山西省官方表示,事故調查工作結束後再對有關責任人作出具體處理。公眾將下一個被問責官員的矛頭指向現任臨汾市副市長週傑,公眾猜測,市長被免職了,主管煤炭的副市長或許會被撤職。

  週傑曾被寄予厚望,其採煤隊技術員出身,調任臨汾市副市長前系陽泉煤業公司安監局局長,20多年的工作履歷始終和煤礦安全關係密切。

  臨汾市一位官員無奈地說,週傑可謂是煤礦安全領域內的“神醫”,但他面對的病人已經病入膏肓。

  在臨汾市此前因礦難被免職的官員中,已經有多人向上級紀委提出復議,大家提出的一個共同問題是,該制定的規章制度都完善了,該傳達的精神都傳達了,該檢查的都檢查了,作為領導層面來說,應該做的都做到了,但為什麼還要被免職?

  苗元禮將成為山西官煤勾結的第一個標本

  身為無黨派人士的臨汾市副市長苗元禮同樣因煤所累,其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是在2007年10月9日召開的市政府經濟運行情況分析會上,不久後其被山西省紀委帶走。坊間傳言,辦案人員在其以及他的多名情婦處總共查獲了高達7000萬元的不明資金。一位接近山西省紀委的人士稱,目前已落實受賄數額約500萬元,共有約50名煤老闆被紀委傳喚。

  苗的受賄路徑早已不是秘密,苗元禮在2006年之前分管煤礦,那時正是臨汾煤礦關停和產權改革的高峰期,重權在握的苗元禮不僅掌握著一個煤礦的生殺大權,而且大筆一揮,就可以讓煤老闆少交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資源費。

  2005年11月,本刊曾以封面報導的形式對臨汾官煤勾結的黑幕進行過報導,山西省高層領導對此文進行了批示,一些基層的執法人員受到處理。在當時採訪時,一位煤老闆就對《瞭望東方週刊》記者預言,苗元禮遲早要出事。

  坊間流傳一個較為誇張的細節是,苗元禮的辦公桌上經常會放一疊報紙,找他辦事的人看報紙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錢。

  據稱,苗元禮受賄的線索來自於兩個管道,一個是“黑磚窯事件”後,中紀委在查辦公職人員的瀆職問題時,發現洪洞縣廣勝寺鎮派出所所長劉林忠名下有數億元的存款,且被頻繁轉移,廣勝寺鎮是“黑磚窯事件”的最初暴發地,該地派出所所長劉林忠在事後被處以行政降級處分。劉林忠被“雙規”後很快承認,他有巨額資金是因為他個人在洪洞縣境內有煤礦,而且曾向苗元禮行賄200萬元。

  另一線索則來自原臨汾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月喜的供述,王月喜被“雙規”後,向紀檢部門揭發說,他的一位開煤礦的親戚曾向苗元禮行賄50萬元。2007年12月28日,王月喜涉嫌受賄、貪污一案在陽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他的辯護人當庭指出,王月喜在紀檢、檢察機關調查期間,揭發了他人的重大職務犯罪行為,已查證屬實,具有立功情節,依法應當減輕處罰。

  而加速苗元禮落馬的還另有其事。2007年8月28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已擬調整苗元禮為省直正廳職職務,並在當天的《山西日報》上進行了公示。公示期間,有人反映苗元禮涉嫌受賄。但苗矢口否認,稱自己絕對是一名清廉正派經得起考驗的領導幹部。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相關的臨汾市煤炭工業局也未能脫離幹係,該局局長和一位副局長亦被“雙規”。管理高危行業的煤炭局,亦成了腐敗的高危部門。除局領導外,該局還有多名辦事人員牽扯其中。據稱,近期煤炭工業局人心晃晃,局裏讓開會,竟然沒有人敢去參加。

  在2007年12月20日召開的臨汾市全市領導幹部會議上,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煤炭安全生產事故頻發,一些煤礦長期非法盜採國家資源,原因固然很多,“但官煤勾結、權錢交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以往,山西官方並不認可和使用官煤勾結這一詞語。

  苗元禮,將成為山西官煤勾結的第一個標本。

  “是這個崗位害了苗元禮,約束機制的欠缺,讓他伸手的機會太多太容易了。”臨汾市政府的一位人士說。

  在臨汾,所有和煤炭有關的政府職位都被認為是一個肥差,而如今,這些誘人的崗位,已經成了一個個燙手的山芋。

  如何走出資源詛咒

  一擲千金,悍馬,購房團,這些暴富群體的標誌性辭彙在經媒體放大後,煤老闆更加成為眾矢之的,成為社會情緒的一個靶子。

  一位煤老闆憤憤不平地說,“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想從我們身上揩油,覺得我們的錢掙得太容易,動不動就讓我們捐款或者贊助,有的直接就罰款或者敲詐,全民皆仇富。”

  一個在臨汾引起強烈反響的事件是,臨汾市公安局為了蓋新辦公樓,但沒有經費,最終將目標瞄準煤老闆,逾億元的建設資金幾乎全部來自于對煤老闆的各種罰款,一位知情人士稱,當時連國保、戶政等民警都有罰款任務,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屬院突然出現一個炸藥包後,這種行為才有所收斂。

  臨汾市委書記王國正曾在一次大會上公開稱,“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慮所學專業是否對口,只想去煤炭局、國土資源局,說那裏實惠。什麼實惠?無非是想吃拿卡要!”

  在臨汾眾多基層執法部門有一個怪現象,大家都爭著上班或者加班,和領導關係不好的人,經常不被安排工作。

  利潤的巨大更吸引了無數公權人員參與。洪洞縣廣寺鎮派出所所長劉林忠被稱為“大款員警”,其上班時開的私家車價值50多萬元,之所以還上班,是因為他的身份可以為他的煤礦提供更好的庇護。此次發生瓦斯爆炸事故的瑞之源煤業公司,一個不為外界知曉的事情是,其實際控制人是當地政府部門的一名幹部。而一度在臨汾市倡狂的黑煤礦,每個煤礦背後都有公職人員的影子。

  “這些人都忙著給自己掙錢,哪還有心思放在本職工作上。”臨汾市的眾多老百姓評價說。

  煤老闆在暴富之後,為了尋求更大的安全感,開始對政治表示出極大的參與熱情。金錢開始顯示出了它的獨特魄力。

  一位元煤老闆告訴記者,每個煤老闆背後都會有幾個要好的官員,而“擺平”這些官員就是靠錢。這位元煤老闆為了顯示他的能量,帶著本刊記者來到某政府社區,然後打電話給當地的一位官員,讓他馬上下樓來見他,一股命令的口吻。當時已經晚上11點多,這位官員身著睡衣來到樓下,煤老闆又告訴他,沒事了,你可以上樓了,這位官員聽罷,又屁顛顛地離開了。

  “我不害怕政府部門找我的事,我害怕的是他不來找我,因為他只要來找我,我就可以用錢搞定他。”這位煤老闆炫耀說。

  權貴的苟合,帶來的是政治和社會生態的畸變。臨汾市堯都區土門鎮曾發生一起十分可笑的事情,當地村民致富的捷徑就是用機動三輪車運輸沒有任何手續的黑煤,當地媒體報導後,交警查扣了部分三輪車,而村民也組織起來,對過往運煤的黑車進行攔扣,他們心裏清楚,這些黑車的幕後主人就是交警隊的人。果不其然,交警最後放了村民們的三輪車,雙方從此互不幹涉。

  “他們有權的人吃肉,我們難道不能喝點湯。”當地的一位村民說。

  金錢成了當地政治生態迷亂的催化劑。公權私用,在這裏已經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記者獲得的一份舉報材料稱,臨汾市現任或原任的市級領導裏,其子女在公檢法等要害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的不下20個,僅擔任各區縣公安局局長的就有五六個,“大多是20多歲就當上公安局長。”

  金錢之下,所有的利益對抗者均成為利益共同體。2007年3月出事的餘家嶺煤礦本來六證已全部過期,當地政府還派了兩人24小時監督其不能生產,就在監督者的眼皮底下,居然發生了100多人同時下井非法生產的“奇聞”。

  甚至連受害者也加盟其中。臨汾某縣的一個煤礦發生事故後,礦方對死亡人數進行了瞞報,當地政府最終在火葬場找到了遇難礦工的屍體,礦方才承認了事實,但就在向死難者家屬核實情況時,對方死活不承認自己的家人遇難。最後才搞清楚原因,出事後礦方賠付了家屬雙倍的錢,並許諾如果配合礦方隱瞞事實礦井不被關閉的話,一年後再給5萬元。

  畸形的社會生態,引來假記者們如蒼蠅般瘋狂。在臨汾,這些假記者們會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礦難或者黑色交易的現場。在一些公路收費站點,拿著記者證晃一下就可以免交通行費,有的貨車司機竟然也持有記者證,甚至有的正規媒體也用批發工作站或者採訪證的方式大肆斂財。本刊在2004年11月曾對臨汾假記者橫行的現狀進行過報導,中央領導同志做了批示,但如今,這種現象欲演欲烈。

  2007年12月28日,臨汾市檢察院以非法買賣爆炸物罪、非法採礦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和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對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相關責任人提起公訴。其速度之快,再一次彰顯出政府懲治違法者的決心。同時,臨汾市委、市政府決定從12月下旬開始,用三個月的時間在全市幹部隊伍中進行思想紀律作風集中整頓。

  這個在2007年引來無數憤怒、質疑、詬病以及傷痛的資源性城市,如何走出資源詛咒,更值得大家的關注。

(責任編輯:梅智敏)

來源:2008年01月23日 瞭望東方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