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當代工會主席心態錄
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中國工會作為職工權益的權威維護者，其主業、正業已轉為“組織起來、切實維權”。在資方的白眼、刁難，甚至是威脅下，仍然活躍著一批令人敬佩的工會主席。他們以強烈的責任心、公正心，用富於智慧和靈活性的方式與資方週旋，推動工資由勞資共決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楊琳
鄭啟和：不靠鬥勇靠鬥智
鄭啟和經常感到手麻。“我頸椎不太好，就常帶倆小核桃，隨手搓著”，這樣的習慣性動作，伴隨天津一汽豐田發動機有限公司工會主席鄭啟和，度過了 5年的工資集體協商歲月。
身處中日雙方各佔五成股份的合資企業，黨委書記的身份、副廠級待遇，這些都給鄭啟和在企業內協商工資減少了一些難度。然而即便如此，當《瞭望》新聞週刊記者4月初見到他時，仍能感覺到正處工資協商“熱談月”中的他，身心疲憊。
“最大技術性困難是缺數據”
每年三四月份，鄭啟和都要與日方就工資問題“熱談”一個月。雖然身為公司黨委書記的他，能夠掌握公司內部幾乎所有的經營數據，但在他心中“缺數據”仍然是工資協商面臨的最大技術性困難。
“這就好像打仗要用砲彈。我這兒的情況還好些，那些民營和外資佔大股的公司，工會主席根本無法掌握公司的經營情況，更無法控制資方對經營數據的隨意修改。沒‘砲彈’，協商就更難了”，鄭啟和說。
“企業利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工人的勞動付出掛鉤？按什麼比例增加工資？這是每年談判的矛盾焦點”。鄭啟和手中有幾張“牌”，如公司利潤率、工人辭職率、全市工資指導線、物價指數等。“而飛漲的房價不計入物價指數，又大大收縮了我們協商的底線”。
與鄭啟和不同，日方擺出的數據卻是原材料價格上漲了多少、生產成本增加了多少，“談的根本不是一碼事，驢唇不對馬嘴”，鄭啟和很無奈。“最理想的是，雙方有個彼此都認同的‘公式’，比如哪幾項因素影響工資上漲，生產效率的多大比例用於漲工資等”，鄭啟和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拿唾沫星子沾出工資增長”
按慣例，公司每年4月中旬會調整一次工資，這就成了協商工資的時間“底線”。“談不上什麼談判技巧，就是不著急、慢慢談，反正要有個結果，如果談不攏，到時工資發不下來，企業一方擔心耽誤生產，他們更著急”，鄭啟和把握談判火候、打心理戰的能力是公認的。
“不能談崩了，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苦口婆心，拿唾沫星子一點點地往上沾。這和買東西劃價差不多”，鄭啟和說，“但也有區別，個人買東西沒劃好價，頂多是自己吃點虧；工會協商工資要是沒談好，幾千職工都得罵你。這裡面有個責任問題。”
鄭啟和也遇到過談判僵局。“有一年，我們想把工資再多漲一個百分點，日方總經理只是一個勁兒搖頭、嘬牙花子，不說話，場面很僵。”鄭啟和拋出了一個看似“非法”的提議——如果日方不認可，就把工會會費的一部分返還給職工，以達到增長數值。
“我知道根據工會法，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之所以這麼說，就是在向他們表明工會堅決要漲的決心！”鄭啟和說，“談判時特別需要靈活處理各種情況，我不能說‘你不同意，我們就罷工’，這對雙方都沒好處。最後對方看到工會這麼強硬，只好點頭答應了。”
“在當前的大背景下搞工資協商，工會主席唯唯諾諾不受尊重，確實需要一些強硬態度。但說實話，‘拍桌子’雖然‘搏眼球’，但很難解決實際問題。要我看，協商是爭論、不是爭吵，是鬥智、不是鬥勇”，鄭啟和這樣認為。
“兩面人”錯位難題
“每年都要脫一層皮”，這是鄭啟和對工資協商最深的感觸。他的身心疲憊來源於“兩面人”的錯位難題。
“如果我是純老百姓，工人選我當工會主席，我就是一門心思給工人談，死去活來也無所謂，我也不要這個副廠級待遇。”可作為中方的高級經理，公司的效益也與鄭啟和息息相關，這就像要他在蹺蹺板的兩端搞好平衡。
“(工資)談高了，日方不滿意；談低了，職工會說你坐這個位子是幹嗎吃的？兩面都有壓力”，鄭啟和說自己這5年工資協商談得“心力交瘁”，“很多時候要靠與日方的關系、默契，還有出色的工作成績。”
鄭啟和說自己是個不愛玩兒的人，天天都在廠裡認真地幹，這一點資方和員工都心服口服。“工會主席的主業就是談工資，這一點我很明確”。為了“熱談月”能順利，在另外的11個月裡，鄭啟和需要全力做好職工管理，技術培訓、比武，維護職工隊伍穩定等很細碎的工作，“讓資方看到我這個工會主席是有用的”。
雖然談判過程十分煎熬，但工資協商的成效很顯著。多年來，企業工資年均增長保持在10%以上，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工資增幅也接近10%。
更為重要的是，工資協商成了紓解勞資矛盾的“制度通道”：8年來公司只發生過一次“午休時間內的靜坐”。“這既給資方傳遞了‘工人不滿意’的明確信號，又沒有耽誤生產而造成雙輸後果。挺理性的”。鄭啟和認為，工人的談判意識和手段也有了很大提高。
陳福清：行業工會主席我來當
當了12年專職工會幹部的陳福清，明年下半年就要從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主席的位子上退休了。他說自己永遠也忘不了2007年的 11月28日。
那一天，省裡發來傳真告訴他，就在兩天前，溫家寶總理批示“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的做法可以總結推廣”，要他立刻準備迎接全總派下來的調研組。從此，陳福清的生活發生了轉折。
政府撐腰“摸”工價
“我們搞行業工資協商完全是被逼出來的”，陳福清這樣描述這個全國典型的起點。
溫嶺市新河鎮在2003年共有113家羊毛衫加工企業，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業。工人中大多數是外來務工者，流動性強。由於各企業的工價並不統一，技術人員頻繁跳槽。老板為了反制，一年結算一次工資，拖欠也時有發生。停工、怠工、破壞機器隨之而起，勞資矛盾弓弦緊繃。
據統計，2002年由勞資矛盾引發的百人以上上訪事件就有3起，20人以內的天天都有。當地政府把穩定勞動關系的任務交給了鎮總工會。“關鍵是統一工價”。春節過後，陳福清，這位“聘用”身份的新河鎮總工會兼職工會副主席，開始在重點企業“摸”工價。
“當時真是人難見、話難說、事難辦。老板直接指著鼻子說：‘你們工會是個什麼東西？’”至今回想當時的情景，陳福清仍止不住地“嘬”牙，面露苦楚。“我們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2003年新河鎮成立了行業工資協商監督領導小組，鎮黨委副書記任組長，主管工業的副鎮長任副組長。“我們有了撐腰人”，陳福清說，“工會叫老板們來開會，人家是不聽的。黨委叫他去，他就要認賬了。”
2003年9月，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簽訂了第一份行業工資協商協議書，規定了行業最低工資，統一了5個工種、59道工序的工資標準。此後的6年，行業職工工資(工價)年增幅在5%～12%，勞資糾紛減少了70%。
“跟老板談判要講策略”
陳福清總結了8年來與企業老板談判的“抗戰”策略。一是要慢慢談、反復磨，不能撕破臉，原則問題寸步不讓。二是打“時間差”，抓住企業最忙的時間段談工資，掌握主動權，對老板形成壓力。
每年的夏秋季節是羊毛衫行業的旺季，行業工資協商也在6～8月展開。“老板們說這樣做很‘壞’。但如果我們手中沒有一點點制約因素，不能給他們出點難題，就根本沒法談！”陳福清說。
即便如此，以往一貫由老板單方面說了算的工資問題，要引入工會的力量參與共決，難度仍然大得難以想像。經過長達4個多月的協商，直到2003年 9月9日行業工資協商協議書簽字當天，還有老板在會場上提出異議。
“說實話，當時感覺很頭痛，都到這個份上了還這麼困難。會議只好暫停”，陳福清嘆了口氣，“我跟那個老板說，‘工價表一旦公布，你不遵守，以後就沒有人到你那裡做工了’。他只好作罷。”
“年年協商，年年都要挨罵。就是因為我們跟企業的地位、力量不對等”。看著牆上貼的7年7張工價表，陳福清似有一肚子的委屈。隨著“用工荒”的到來，老板們認識到了工人的價值。“現在我們到了企業，老板們也給沏點茶水，我們參觀、了解工價也沒那麼難了。”
“不能沾企業一分錢”
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最初是由鎮總工會直接和企業方、行業工會談的，但簽訂協議卻需要對等的協商主體。於是在協議簽字前，新河鎮成立了羊毛衫行業工會。誰來當這個工會主席？“當時領導問‘老陳，你看怎麼樣？’我說，我來當吧”，陳福清頗有點英勇之氣。
“如果從眾多企業中選出一個工會主席，來當這個行業工會的主席，那他談判的底氣是不硬的，搞不好惹怒了老板，就會讓他‘滾蛋’。而我是不怕的”，陳福清說，“所以最重要的是，工會主席不能沾企業一分錢。”
12年前，陳福清也是個下崗工人。這樣的經歷，讓他能夠理解工人的苦。“單個工人是沒有力量的，工人只有團結起來，依靠工會，合法維權。”2008年1月羊毛衫行業工會換屆選舉，陳福清高票連任。“這個官不大，但是能說出工人的心裡話，能替他們說句公道話”，陳福清說，他心裡很感動。
“如果不是溫總理有了批示，我們羊毛衫行業的工資協商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名氣”，陳福清這樣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說，“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的做法是什麼人、通過什麼渠道反映到溫總理那裡的。如果知道了，我一定要好好謝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