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性傳播調查
文_本刊記者 甄靜慧
2008年9月，廣州市疾控中心向當地關注艾滋病的NGO組織拋出一個“特殊”項目：由全球基金贊助，在廣州進行爲期3個月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幹預，目標是髮廊、出租屋等低價性工作者。
“聽到項目內容，大家都嚇了一跳，無人敢接茬。”時隔一年多，廣州女青年會副主任社工李含如此向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景，“一則，大家對性工作者群體的特殊性心存顧慮；再者，以往艾滋病行爲幹預主要是針對吸毒者，對性工作者的幹預是個全新的命題，誰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然而嚴峻的形勢已不待人猶疑：疾控部門2008年全國監控數字顯示，艾滋病異性性傳播率已達43%~44%，同性性傳播率7%~8%，性傳播總比率超過50%，遠高於注射傳播的39%，首度成爲中國艾滋病第一傳播途徑。
而其中，有數量龐大、流動性極強的農民工高危群體。2009年，湖北省崇陽縣發現7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爲外出打工期間感染；在甘肅，2009年1月至10月發現的HIV感染者中，農民、農民工和無業人群佔總人數的55.41%；而在東莞，至2009年10月底，累計報告2194例HIV感染病例中，流動人口感染者佔總數的91.44%。
農民工群體之危險，因爲他們對性知識普遍的無知和頻發的高危行爲，更因爲他們帶著致命病毒在全國流動卻不知應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壓抑的農民工
“不許錄音，給錢就跟你聊天。”髮廊妹英子對記者說，這個年僅22歲的姑娘在行內已有4年從業經驗。從老家到廣州髮廊，她的“入行”是一步到位的。農村老家對性知識的普及教育幾乎爲零，以前，小學學歷的英子不僅對艾滋病一無所知，僅有的衛生常識都是由其他髮廊姐妹私下“傳授”。
在這裏，英子的主要客源是退休老人以及在附近打工的農民工。“有工廠的，有建築工地的，還有做服務的。建築工比‘工廠仔’來得更頻繁。”
有的農民工經常來，熟絡了，也跟英子聊天，聊他們的壓抑。這種壓抑不完全是生理意義的。改革開放30年，珠三角經濟騰飛，仰賴的是無數農民工日以繼夜付出的廉價勞力，他們稱得上是這個社會裏工作時間最長、體力上最勞累的人群之一。工廠訂單充足的時候，農民工們固然連休息的時間都很少，但與之相比，他們的休閑活動更少。
“下班僅有的娛樂就是看看電視、打打牌。”傍晚，幾個外來工興致勃勃地圍在小士多外看重播的粵語片。城中村的士多店多裝有小電視機，這是吸引附近工餘農民工的最有效辦法。
“如碰上工廠訂單不足，那就悶得慌了。”在石井倉庫打工的威哥有一子一女，幾年前，夫妻在廣東打工共同進退，雖然艱苦，總算能相互慰藉。孩子出生後，妻子留在河南老家。威哥獨自一人在廣州，開始感到苦悶，生活既勞累無趣，連基本生理需求也受到壓抑。
勞累的工作、貧乏的文化娛樂生活，長期與固定性伴侶分離，種種因素使很多農民工傾向於以原始本能——性的釋放來緩解生理和心理上的的雙重壓抑。
2007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黃德明大力倡議農民工所在單位應當提供低價或免費的“夫妻房”；國家也通過相關立法，要求用工單位給農民工休探親假，或爲家屬探親提供廉價的出租房屋，創造夫妻相聚條件。
但這些威哥都不太領情。“即使提供夫妻房，老婆的來回路費難道不花錢。”工資微薄，壓力沉重，他寧願在附近找個臨時“女朋友”，不然就找小姐，“主要是便宜，一二十元左右就解決問題。”
顯然，農民工群體的兩性關係正迅速向多樣化和臨時性演變。對流動人口的相關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男性對商業性性行爲贊成率爲32.8%，女性則21.3%；男性對臨時性性行爲贊成率高達45.5%，女性爲33.1%。而在已婚農民工當中，41.84%渴望婚外性生活，其中24.53%已經付諸行動，婚外性行爲的對象分別是情人、同事及“小姐”，當中又以情人爲多數，佔67.05%。
性病陰雲
如果說在注射還是艾滋病傳播主要途徑的時候，防治任務再艱巨，起碼有一定範圍的人群指向以及行之有效的阻斷措施；那麼在“風流無罪”的性傳播時代，幾乎沒有徹底的解決辦法。
港産片《超級學校霸王》裏，來自未來的劉德華對丘淑貞說，“在我們50年後的世界，性生活是犯法的，因爲那時艾滋病已經到了失控的程度，政府唯有下令禁欲，直到所有艾滋病人消失爲止。”
“禁欲當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只能是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林鵬表示。然而，性關係正越來越開放和多樣化的農民工群體，以及他們最常光顧的低價性工作者，恰恰是安全套使用率極低的群體。
英子長期服用避孕藥，然而避孕藥避得了懷孕，卻避不開千奇百怪的性病。
據瞭解，廣州髮廊性工作者中曾患過性病的佔66.02%，像英子這樣出現症狀後繼續有商業性行爲的佔59.92%。
四川省皮膚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專家、國家高危人群幹預專家萬紹平表示：“感染了性病的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風險會增加5～10倍。”
“目前，國內已經陸續發現低價格的暗娼出現艾滋病感染。在不同的地區感染率不一樣，最高的地方甚至高達10%，很多是5%左右，遠遠高於全部性工作者0.1%的感染率。”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數字。
在衛生部門的監測結果中，目前國內艾滋病性傳播的高危人群，正是農民工、退休老人、暗娼等低價格性交易相關人群，其中又以數量龐大和流動性極強的農民工群體尤爲令人擔憂。
點擊進入專題：農民工成艾滋高危人群的社會之痛
流動的病毒
在東莞市疾控中心，記者遇到來拿檢查報告的地盤工人李平，他拿到的結果是陽性。
“我沒找過‘小姐’……曾經有一個女朋友，在洗浴城工作……”這個30歲左右的瘦削青年壓低聲音，吞吞吐吐地說，幷加快腳步向車站走去。走了一段路見到垃圾箱，猶豫一下，把檢驗報告撕碎幷揉成一團扔了進去。
“爲什麼把報告扔掉，不留著日後咨詢和治療用？”記者問。李平漲紅著臉答：“不能留，回去被人看到就壞事了，要被開除。施工隊裏有我的老鄉，搞不好老家都會知道的。”他告訴記者，在疾控中心做檢查時，留的也不是真實姓名。
當問及這樣是否會影響衛生部門隨訪以及他日後的定期檢查時，李平緊張得連連擺手：“不能隨訪。我問過醫生，他說這個病有潛伏期，現在不發病，可以不治療。”他不願與記者多說，匆匆上了回工地的班車。
與那些因賣血、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人相比，由性傳播染上HIV的感染者更爲敏感。通過多個NGO組織和醫院的努力，沒有一個感染者和病人願意坦然分享自己的故事。從鄉村社會走出來的農民工尤甚，儘管他們行爲開放，但在深層觀念裏，仍然覺得在外面亂搞男女關係而得的“病”是見不得人的醜事。再加上對社會歧視的擔心，若不到發病的一刻，絕大多數感染者都選擇在檢測時隱匿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聯繫方式。衛生部門難以對他們進行追蹤和隨訪。
“尤其是工地的建築工人，他們的嫖娼率比工廠工人更高，流動性也更大，很多人都是做完一期工程就走。”林鵬表示。
沒有辦法隨訪，就難以提醒他們定期檢查。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副主任醫師何浩嵐表示：“國家規定，當艾滋病感染者的CD4指標低至200以下，可以享受免費治療，那個時候大多數人尚未發病，能夠較好地控制病情。但現實卻是很多感染者由於沒有接受定期檢查，直至發病才開始治療，那時CD4已低到100甚至50以下，進入了艾滋病晚期，治療難度非常之大。”
而另一方面，感染者在沒有接受隨訪和行爲幹預的情況下帶著病毒全國流動，既不懂得保護自己，更不知道保護別人，或輕易成爲了艾滋病從城鎮向農村傳播的橋梁，或使病毒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這樣的結果是災難性的。
“小姐”的尷尬
爲了遏制性傳播的蔓延，這幾年，萬紹平帶領著他的高危人群幹預人員馬不停蹄地全國到處跑，在夜總會召集“小姐”大談安全套的使用，甚至教她們如何與客人在安全措施上“討價還價”。
但對於風險最大的底層性工作者，衛生部門依舊一籌莫展。她們的高流動性、隱蔽性、分散性，使政府專家的介入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義工幹預的效果會顯著得多。”在女青年會，李含和義工們感到責任重大。
義工的身份的確也幫了義工蘇小歡很大忙。
第一次踏進小髮廊的時候，她知道自己不受歡迎，才把艾滋病防治的傳單拿出來，“小姐”們忙不迭塞回去給她，說，“我們不是幹那個的，不需要。”後來去的次數多了，“小姐”們知道她不是來掃黃的，態度才友善起來。
蘇小歡每次去髮廊和出租屋都會帶上一些小禮物，口紅、絲襪等，她把安全套偷偷夾在傳單和其他禮物裏一起送出。“開始很擔心她們會抗拒。”但意外的是，“小姐”們大方地將安全套揀出來，興高採烈說，“這份禮物最好。”
有一次外展，蘇小歡帶了100個安全套，不到3分鐘就被搶光了。“這是個好現象，證明她們接受了相關知識後，更願意使用安全套了。”蘇小歡高興地說。
英子對此表示贊同：“我們也愛惜自己的身體啊！”去年她也碰到來做外展的義工，一開始看到艾滋病單張，她感覺受到羞辱，氣憤地把當著義工的面扔了出去。但義工走了後，又忍不住撿回來看。“現在我懂得很多了，隨時都帶著安全套。”她打開包包的搭扣給記者看，“問題是很多時候客人不願用，如果他們堅持，我也只能答應。”英子無奈地說。
2008年9~12月，女青年會的義工團隊共持續幹預了髮廊和街頭性工作者300多人次，超出了疾控中心預期的10倍；2009年9月，她們又開展了第二期幹預，幹預人次接近300人。這樣的成效讓李含和義工們非常雀躍。
不過，萬紹平卻不太樂觀。“越低端的性交易裏，‘小姐’越處於脆弱、被動的位置，她們對男性的要求無法抗拒。我們曾經做過調查，幹預低檔的暗娼，安全套使用率只能在原來30%的基礎上再提高15%，達到45%左右，之後再難提高。但經驗表明安全套使用率必須達到80%以上才能對艾滋病起到較好的阻斷的效果。”
故此，提高底層性工作者的性保護意識固然具有重要社會意義，但僅從艾滋病防治來說，這樣還遠遠不夠。
策略轉變
“後來我們轉變策略，嘗試從嫖娼的主體——男性著手進行幹預。”萬紹平說。近來，他嘗試在各種各樣的場所接觸這些男性，在建築工地、技校等地方做健康講座，介紹艾滋病性傳播的危險性，教導他們預防。
“從幹預效果來看，男性接受幹預後，安全套使用的提升率要快得多，因爲他們是性關係裏使用安全套的主動方，在自主行爲上沒有客觀阻礙。”這個理念推廣開來後，今年廣東愛之關懷組織也開始著手對農民工進行幹預。他們在中山、東莞等農民工集中的城市開展行動。但阻力同樣很大。
“一開始，想進入廠區把工人集中起來進行宣傳幹預，但根本沒有一家企業老闆答應。”愛之關懷負責人告訴記者。後來，社工只好在道路兩旁設置桌椅擺放宣傳資料，沿路攔著三三兩兩的農民工進行幹預。這樣做效率不高，有時大半天下來也幹預不了多少人。
在對男性的幹預中，萬紹平還發現另一個問題：“幹預的短期效果很好，但如果不持續幹預，比如幹預半年後停下來，安全套使用率又會下降。這證明行爲幹預是一項長期、專業的工作，幷不僅是知識普及宣傳這麼簡單。”
在臨床經驗裏，何浩嵐發現，經過這些年的艾滋病知識普及，發生高危性行爲的人也不一定對其一無所知，相反部分人對艾滋病很瞭解，有主動到醫院檢查求診的行爲。
有一名中年男人，每年都來找何浩嵐開幾次檢查單。“來的時候害怕得不行，但幾個月後，又發生高危行爲，又來檢查。”何浩嵐責問他，明知道艾滋病可怕，何不停止高危行爲？男人只是賠笑，“一到了那個情景，就忍不住了。”何浩嵐將此歸結爲一種普遍存在的僥幸心理。
對艾滋病性傳播機率的統計顯示，HIV陽性感染者通過性行爲傳播艾滋病的機率是2‰。“這個結果容易令人掉以輕心，所以我經常糾正他們的觀念：對於每個個體來說，每次高危行爲的可能性只有兩個，感染，或不感染。這是50%的機率。還有一個更大的誤區是，很多人總在下意識認爲得了艾滋病的人肯定都病殃殃的樣子。”
總有性傳播感染者悔不當初地說，“他長得白白胖胖、精神奕奕，如何想得到身上帶有致命病毒？”調查顯示，在商業性行爲中，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除因“客人不願意”外，“客人外表無異常”的考慮也佔了相當比例。但事實上，在艾滋病5~8年的潛伏期中，沒發病的感染者看上去就是一個正常人。儘管人們不願意接受，危機往往的確就掩藏在美好的情愛背後。
近來，何浩嵐最憂心的是，臨床的女性患者比例正不斷升高。2000年前，第八人民醫院的12間艾滋病房裏，女病房只有1~2間，而今女病房已增加到4間。
女性感染人數的上升絕對是一個更危險的信號。“從全球看來，一旦艾滋病受感染的男女比例達到1︰1，就到達性傳播的晚期，意味著艾滋病已蔓延至普通家庭，那時即便使用幹預手段也再難控制。”萬紹平說，“目前中國的比例是4︰1，我們的路還有很長。”
無疑，面對世紀絕症，我們正面臨一場長期而艱辛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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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2010年02月26日 新民晚報•新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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