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危機時代的我國就業形勢趨於好轉，但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基本格局幷未改變。然而，即便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區、行業和企業招工難問題依然突出，原因何在？

關於當前企業用工問題的研究

中國工運研究所、全總研究室、中國勞動關系學院聯合課題組

        自2009年第一季度末開始，我國經濟逐漸企穩回升，與此同時，企業用工需求亦不斷增長，在部分地區、行業和企業重又出現招工難問題。爲及時了解當前企業用工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中國工運研究所、全總研究室和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組成聯合課題組，對當前企業用工問題開展研究。課題組在文獻研究、對相關政府部門統計、調查數據進行二次分析的基礎上，重點對當前部分地區、企業招工難的原因及工會參與解決的相關對策進行了研究。

        一、當前企業用工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總體而言，就業形勢趨於好轉，但與金融危機以前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信息，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求人倍率①已連續三個季度出現攀升，從金融危機爆發後的谷底2008年第四季度的0.85，攀升到2009年第三季度的0.94.求人倍率的持續攀升，說明我國就業形勢開始呈現好轉，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開始向有利於求職者轉變。但是，與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第三季度的求人倍率仍低0.03，僅相當於2004年的同期水平。綜合判斷求人倍率近期的變化可知，一方面，隨著經濟回暖我國就業形勢正在不斷好轉，另一方面，與金融危機發生前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基本格局幷未改變。

        2.以東部和中、西部大城市爲主的部分地區，制造業、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外向型和中小企業招工難問題突出

        以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大城市爲主的部分地區招工難問題明顯。據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公布的數據，在2009年第三季度，東南沿海地區的大部分城市勞動力供不應求。比如，廣東省廣州、深圳、佛山、湛江、汕頭五市的求人倍率分別爲15.13、1.29、3.25、0.66和1.06，浙江省杭州、寧波、紹興三市的求人倍率分別爲2.93、1.54和0.95，福建省泉州、南平和三明市的求人倍率均大於1；中、西部地區少數經濟基礎較好的大城市，也存在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但是，在其他一般城市中，勞動力明顯供過於求，比如，湖北黃石市和荊州市，求人倍率均爲0.83，河南鄭州市和許昌市，求人倍率分別爲0.85和0.97。

        制造業、住宿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用工需求較難滿足。據國家統計局調查，在2009年10月份曾經招工的企業中，表示招工有較大困難的企業佔22.5％，其中，制造業企業和住宿餐飲業企業中表示招工存在較大困難的比例分別爲24.7％和34.3％，在所有行業中位居前列。

        中、小企業和出口型企業招工相對困難。從企業規模和類型來看，目前出現招工難的企業主要是從事中低端産品加工制造的中、小企業，尤其是那些過度依賴貼牌、代工生産又缺乏定價權的外向型或半外向型企業。而一些名氣大、待遇好、員工就業穩定性高的大企業通常不愁招不到人。

        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熟練工人普遍難招，部分地區還存在普通工人難招的問題。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信息，2009年第三季度，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專業技術資格人員的求人倍率最低爲1.43，最高爲2.24；擁有專業技術職務人員的求人倍率最低爲1.51，最高爲2.28，由此可見，技術人員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較大缺口。另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11月的問卷調查，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企業中認爲技術工人招工困難的分別高達75.6％和75.1％。此外，熟練工難招也是目前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在東部地區爲主的部分地區，還一定程度上存在普工難招的問題。

        二、當前部分地區、企業出現招工難問題的原因分析

        1.經濟回暖、訂單回升、用工需求增加，帶動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恢復，是招工難的宏觀經濟社會背景

        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發布的數據：我國制造業採購經理指數②在2009年第一季度開始掉頭上升，從金融危機爆發後不斷下滑的最低點——2008年第四季度的41.4％，重新回到經濟收縮與擴張臨界點——50％以上（爲53.2％），總體出現擴張勢頭，截至2009年第四季度基本上恢復到了2007年的水平（爲55％），達到55.7％。與制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新訂單指數於2009年第一季度回升到50％，從業人員指數於2009年第三季度回升到50％以上（爲51.8％）。截至2009年第四季度，新訂單指數和從業人員指數均恢復到了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水平，分別爲59.3％和51.9％。制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新訂單指數、從業人員指數的持續回升，表明我國經濟企穩回升態勢基本形成、社會需求不斷回暖、就業率有所提高，這爲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轉好奠定了經濟基礎。據統計，進入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求人倍率開始從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快速下降改爲掉頭向上，幷於2009年第二季度恢復到2003年的水平（0.88），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基本上恢復到了2004年同期水平。考慮到進入21世紀以來，自從城市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達到0.88以上後，我國就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應該說，當前的企業“招工難”與2003年之後的普遍性“民工荒”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應是我國經濟恢復到一定水平後、勞動力供求格局恢復到一定階段的某種表徵。

        2.國際金融危機加速了農村外出勞動力就業流向的變化，是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大城市重現招工難問題的直接原因

        金融危機發生後，農村外出勞動力在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比重顯著增加，在東部地區的就業比重快速下降。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自2003年至2008年，我國外出農民工在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就業比重總體穩定，分別保持在70％、15％和14％上下。然而，自從金融危機爆發後，農村外出勞動力就業分布的區域格局明顯發生變化，東部地區的就業比重從2008年的71％迅速降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66.2％；同期，在中部地區的就業比重從13.2％上升到14.5％；在西部地區的就業比重從15.4％上升到18.9％。出現這種變化是因爲，金融危機對以外向型經濟爲主的東南沿海地區的嚴重衝擊，使得該地區在危機爆發後的短暫時期內對外來農民工産生了集中擠出效應；同時，中央政府四萬億投資拉動策略，以及中、西部地區政府採取的應對危機的各種舉措，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就業崗位的供給，對外出農民工産生了集中的拉力；這一推一拉的結果，就造成了農村外出勞動力就業比重在東部地區的顯著下降及在中、西部地區的明顯上升。正是外出農民工從東部地區大量分流至中、西部，直接導致了經濟稍微回暖時東部地區即刻出現招工難問題。

        金融危機加快了農民工向地級市轉移和就地轉移的步伐，這是中、西部大城市出現招工難問題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多年間，經濟發展熱點主要集中在省會級大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進入21世紀以來，地級市在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著力培育産業鏈、以優惠條件招商引資等多方面因素的催化下，逐漸成爲我國經濟發展和投資集聚的新熱點，其天然擁有的勞動力富集優勢和地緣優勢也得到凸顯，加之許多城市紛紛降低戶籍門檻，這就使地級市逐漸發展成爲對農村外出勞動力就業吸引力不斷增大的地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在2001年到2006年間，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就業流向發生顯著變化，在省會城市、縣級市和建制鎮的就業比重均呈現下降趨勢，在直轄市的就業比重略有增多（增加了1.2個百分點），而在地級市就業的比重則出現快速升高趨勢，從2001年的27.2％逐漸提高到2006年的36.8％，增加了9.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加1.6個百分點。同時，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原本在東南沿海地區和中西部一些大城市務工的失業農民工，加速向中、西部地級市回流或就地轉移。這樣在經濟回暖、企業用工增加時，中、西部地區的大城市幷未因農民工返鄉而在勞動力儲備上增加優勢，而是重現招工難問題。

        金融危機下，東部地區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的快速喪失，是其面臨招工難問題的深層原因。由於東部地區企業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更普遍地採用降薪手段應對危機，而經濟好轉時對經濟景氣的不確定，又使其在勞動力價格的增速和增幅上明顯小於中西部地區，其結果導致東部地區原來在勞動力價格方面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據統計，2009年第三季度全國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月均收入東部地區爲1455元，環比增長2.5%；中部地區爲1389元，環比增長3.2%；西部地區爲1382元，環比增長4.3%.東部地區的增速明顯低於中、西部地區。同時，東部與中部的月收入差距由2006年的210元降低到2009年第三季度的66元，東部與西部的月收入差距由2006年的255元下降到2009年第三季度的73元。考慮到中、西部農村勞動力到東部務工每年需多支出15%~25%的生活費及與家人分離等隱性成本，東部比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價格上不足百元的差距，已經很難再構成優勢。這是在當前勞動力總體供過於求背景下東部地區面臨招工難問題的深層原因。

        3.部分企業不能適應新生代農民工不斷變化的就業訴求，是導致其招工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80後和90後已構成外出農民工的主體。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條件、受教育程度以及對互聯網信息的接受程度，都與自己的父輩有很大不同，包食宿、加班帶來的有限工資已經很難吸引他們，個人發展前景、自由時間、工作輕鬆度等對他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但是，當前東部地區相當一部分企業（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企業主，仍舊抱持傳統的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賺取利潤的觀念，忽視、不願接受或者不適應求職者就業訴求的變化，導致其員工難求。據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於2009年10月開展的調查，在企業缺工原因中，因“工資或工作條件不符合應聘者的要求”造成缺工的佔21.3％，是企業招工難的兩大主因之一。另據國家統計局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09年6月開展的聯合調查，在暫未就業的外出農民工中，28.7%是由於“收入低，主動辭去工作”。

        4.相當一部分求職者的文化、職業技能和就業偏好不符合勞動力市場要求，是目前企業招工難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部分農村外出勞動力的文化和專業技能水平難以滿足企業用工需求。據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2009年10月的調查，在企業缺工原因中，認爲“農民工不少，但符合工作要求的不多”的佔21.3％，是構成企業招工難的兩大主因之一。另據統計，在2009年第三季度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用人單位對求職者的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的佔總需求的37.1%，要求大專及以上的佔22％，要求初中及以下的佔28%.然而，截至2008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具有高中、大專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分別爲8.7％和1.3％，88.8％的人是初中文化水平。從對技術等級的要求看，對技術等級有明確要求的佔總需求人數的49.5%，而2006年我國農村外出農民工中，擁有專業技術證書的只有31.3％。顯然，盡管目前我國外出農民工的規模巨大，但是其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遠不能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

        我國重學歷輕技能教育造成的技能型人才不足，是目前也是長期以來企業技工需求難以滿足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我國教育一直存在重學歷輕技能的問題，其結果造就了技能型人才的嚴重不足，致使企業對技工需求長期不能滿足。據統計，自從2002年以來，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對具有專業技術職務勞動力的需求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狀態，即使其間發生金融危機，求人倍率也一直大於1.

        部分年輕求職者的就業偏好向輕體力崗位和行政、事業崗位傾斜，是當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崗位普工難招的重要因素之一。相當一部分求職者，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和高校畢業生偏好輕體力勞動和事務性工作，不願在髒、苦、累及經常加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崗位上工作，不願下車間、進班組，這是導致當前普工難招的一個重要因素。據統計，2009年第三季度，在工作量較大、加班時間相對較多的兩個工作崗位上均出現顯著的供不應求現象。生産運輸設備操作工的需求比重爲36.3％，而求職者比重僅爲31.5％，求職比重低於需求比重4.8個百分點；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的需求比重爲33.2％，求職比重僅爲29.7％，求職比重低於需求比重3.5個百分點。而同期，在工作量相對較輕、工作相對簡單的“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崗位上，則出現嚴重的供過於求現象（求人倍率在所有工作崗位中最低，爲0.66），需求比重爲10.1％，求職比重則爲14％，求職比重高出需求比重3.9個百分點。

        5.就業服務體系不完善等導致的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加重了當前部分地區招工難問題

        中、西部地區基層就業服務平台的不足，就業信息在區域間傳播不通暢，以及就業信息發布渠道與求職者可有效接收渠道之間的不匹配等，導致中、西部農民工難以及時了解市場供求動向，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以東部爲主的局部地區招工難問題。

        三、改善企業用工狀況的對策建議

        1.各地工會要推動、配合各用工集中地區政府積極改善、優化外來農民工就業、生活、職業發展等方面條件

        各用工集中地區工會組織應積極利用與政府聯席會議、人大代表議案、政協委員提案等各種有效途徑，推動、配合地方政府，不斷在就業、居住、上學、就醫、社保以及職業發展等方面，創造使外來務工人員安居樂業的條件。推動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在城鎮落戶幷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在社會輿論方面爲外來務工人員工作和生活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使外來務工人員願意來、幹得久、留得住。

        2.加大對《勞動合同法》的宣傳力度，督促法律嚴格執行，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各級工會應借助金融危機下企業招工難的契機，靈活、有效地向企業主開展《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積極意義方面的宣傳，促使其嚴格執法。基層工會，尤其是企業工會應進一步向職工開展《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的知識教育，提高其勞動權利意識，協助其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各級地方工會應督促和配合勞動行政部門積極開展執法檢查，促使相關部門對那些違犯職工權益的行爲進行堅決、徹底地糾正。積極開展法律援助活動，爲外出務工人員提供政策咨詢、維權以及代辦證件等服務。

        3.推動各地加快形成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長期穩定的工資增長機制

        積極推動各地加快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長期穩定的工資增長機制，尤其是最低工資標準的定期上調機制、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格的動態上調機制等。各級工會應繼續大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以工資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簽訂爲立足點，力爭首先在規模企業和已建工會企業推動工資正常、穩定、適度增長機制的形成，幷積極探索通過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協商制度等，將中小企業盡可能覆蓋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下。

        4.推進企業空崗報告制度，完善工會就業服務體系建設，聯合相關部門促進就業服務

        輸入地工會應建立和完善企業空崗報告制度。建立由基層（企業）工會逐級、定時向上級地方工會匯報企業空崗情況的制度。做到對企業用工狀況了解清、掌握全、匯報快。地方工會應及時向勞動行政部門、其他就業服務機構，以及輸出地集中的中西部地方工會溝通情況、交流信息，幷充分利用工會自身就業服務平台，開展就業服務。

        進一步完善工會自身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加強對中、西部地區小三級工會，尤其是鄉鎮工會的就業服務平台建設，爲勞動力輸出地的農民工外出就業搭建最基本的信息服務平台。鼓勵、倡導輸入地工會與輸出地工會之間積極開展合作和交流，對各自的勞動力信息狀況進行及時溝通，促進就業信息在區域間更加及時、便捷、通暢地傳播。

        聯合相關部門和群體促進就業服務。充分發揮工會具有的企業信息掌握優勢和資源網絡優勢，積極借助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中介組織、社會群體的就業信息服務網絡，開展交流和合作，改進就業服務體系建設，提高就業服務效率。

        5.推動政府部門加強職業技能教育、改善農民工培訓效率，大力促進企業培訓，進一步發揮工會開展職工教育培訓的大學校作用

        進一步加強職業技能教育，轉變教育理念、改革教育體制，改變重學歷教育輕職業教育的現狀。擴大中、高等職業教育規模，改革目前一些地方職業教育中存在的脫離市場、脫離實踐、脫離新技術等不足，積極推動職業資格證書的社會應用等，強化職業教育在培養技術工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上發揮作用。

        進一步改善農民工培訓效率，改善當前相關部門、培訓機構不願培訓，農村勞動力不願參加培訓的局面。繼續推動、鼓勵諸如輸入地—輸出地、企業—培訓機構、企業—勞務派遣公司、企業—學校等之間的定向培訓和訂單培訓，提高培訓的市場針對性。倡導按照農村實情適當選擇培訓時間、培訓內容、培訓方式，提高農民工培訓的接受度。

        相關政府部門和有條件的地方應進一步制定推動企業培訓方面的相關政策措施，推動企業積極開展職工上崗培訓、定期培訓、轉崗培訓、新技術培訓等，促使企業在職工技能培訓方面發揮切實有效的作用。

        進一步發揮工會大學校的作用，積極開展職工教育、培訓活動。充分利用工會教育平台、企業工會及其他途徑，積極開展對失業工人和農民工等弱勢職工群體的技能培訓，對在職職工技能的再培訓，以及對年輕職工的就業觀教育等。探索、嘗試與其他相關部門、培訓機構和社會組織聯合開展職工技能培訓的新方式、新方法、新途徑等，提高工會培訓的效率和效益。（執筆：汪雁 潘泰萍）

②　制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縮寫爲PMI），是由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共同編制的一個綜合指數，被視爲最重要的制造業指針之一。按照國際上通用的做法，它由五個擴散指數即新訂單指數、生産指數、從業人員指數、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主要原材料庫存指數加權而成。其中“新訂單”可用以預測工廠訂單，“就業”可用以預測制造業就業情況。制造業PMI指數在50%以上，反映制造業總體擴張；低於50%，通常反映制造業衰退，關鍵讀數42.4%則被經濟學家視爲制造業陷入衰退的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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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2010年02月10日 中工網-《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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