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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萬元—在城市精英眼裏，些許薄金不值一提，而它是蘇華文、一位被辭退民辦教師晚年生活的最大保障。過去十年中，他四處奔波，希望得到47年教齡換回的這筆不對等的補償，然而，兌現之日依舊遙遙無期。
（“尋找代課老師”行動 時代週報、鳳凰網共同發起） 78歲的蘇華文安靜地坐在床沿，戴著黑色老花鏡，身著一件袖口已破的藍色中山裝。這件上衣已伴他走過30年。床的另一邊躺著他腦萎縮和腦動脈硬化的66歲老伴，蓋著一張單薄而發硬的棉被，黃色被套上印著幾個紅字。
因爲沒錢，（蘇華文）只能用廢棄的廣告布做被套。”1月28日，廣東雷州市南興鎮山尾村，蘇國統如此形容他的老師—蘇華文的貧寒一生。
作爲民辦教師的蘇華文曾在山尾村的小學執教了四五十年，育人無數。如果不出意外，他將在教師任上光榮退休，安度晚年；但2000年，雷州市政府的一份文件，一筆勾銷了他數十年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他成爲雷州市第一批被辭退的民辦教師中的一員。失去主要收入來源的蘇氏夫婦貧病交加，生活陷入困頓。
他想得到按教齡補償給他的1.2萬元辭退費，但十年過去，爲此四處奔波的他依舊沒能拿回分文。儘管身體不好，但希望多增加些收入的蘇華文堅持務農，可是去年種的八分地辣椒，投入1000元左右，至今只收入20元。
“蘇老師教書這麼多年，一家三代都是他學生的，我們村多得很，沒想到晚境如此淒涼。”蘇國統感慨。
有感於老師的遭遇，2010年1月13日，蘇國統用“塞口風”的網名在鳳凰網發帖，反映了蘇華文的情況。2000年雷州市共辭退600多名在編民辦教師和300多名代課教師，和蘇華文一樣，他們也未拿到任何補償。而有些老師通過不懈地上訪，雖未獲得辭退費，卻爲自己爭取到轉正的機會。
但不是每個教師都那麼幸運。
辭退
蘇華文是山尾村有名的書生。1953年起他便在村裏教書，村裏有了小學之後，更身兼數門課，語文、數學、體育、音樂，而且幾乎每個年級的課都要上，村民尊稱他爲“文公”。
蘇家清貧，境況好就番薯粥配豆腐乳，不好就鹽拌番薯粥。而婚後六個子女的陸續出世，加重了蘇華文的生活負擔，吃魚也便成爲一件奢侈事。
上世紀80年代初，當地民辦老師的工資是每月30元，公辦老師爲200元；1993年後，民辦老師月收入300多元，公辦老師則有900多元。兩者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擴大。儘管同工不同酬，經濟困窘，但蘇華文一直兢兢業業。1991年，他被評爲小學一級教師，兩年後升爲高級教師。
1992年，蘇華文被聘爲民辦教師，“在省教育廳是有檔案的，在編，跟代課老師不同。”蘇華文多次強調這一點，還出示了相關證書複印件。
其實，這一年蘇華文本有轉正的機會，卻失之交臂。根據當時的政策，所有在編、未超過58歲的民辦教師不用經過考試便可轉正。爲此，蘇華文還把年齡改小了6歲。然而，在“計劃生育”那一欄，他如實填寫了。由於“超生”，他的轉正資格被取消。
“他太誠實了，當時那些轉正的老師，誰不超生啊？”蘇國統說。
出於對轉正的希望，更出於對教育工作的熱愛，已到退休年齡的蘇華文繼續在講台上耕耘，直到2000年8月兩個村幹部拜訪了他，說:“上面下通知，你不用再去上課了。”沒有任何正式的書面文件通知，蘇華文就這樣被辭退了。
“辭退之後很悲傷，難以言表。我家有塊地在學校旁，每次經過都觸景生情。現在的山尾小學，我也是創辦人之一哪。”蘇華文無奈地搖頭。
原來，在1982年，蘇華文看到村裏的小學很破落，便寫信給在香港工作的好朋友蘇自強，說只有教育才能出人才，但村裏學校條件太差了，希望他能出資建校。蘇自強於是捐款15萬元，蘇華文和村長等六人到了深圳，親自把這筆巨款帶回了山尾村。在小蘇（蘇華文的另一名學生）的記憶中，這個故事曾在多個場合被提及。與此相應的是，村裏的小學也更名爲“山尾自強小學”。
空頭支票
被辭退後，蘇華文輾轉找到了2000年雷州市政府的一份文件，總算爲辭退一事找到了一個說法。在談到民辦教師辭退問題時，文件裏這樣寫道:“我市決定辭退1998年參加選招公辦教師考試文化分折算達不到28分，以及不參加這次考試的民師，一次性發給辭退費。辭退費按每1年教齡300元的標準計算，由各鎮在教育附加費中解決。”
蘇華文說，1998年他因爲年紀大，沒有參加考試，按照文件精神，屬於辭退行列。而辭退費，根據教齡他應該領到1.2萬元，但整整十年過去，他一分錢也沒能拿到。
對年老多病的蘇華文而言，這筆辭退費無疑是晚年生活的保障。他曾十幾次跑到鎮教辦，也多次到雷州市教育局反映情況，但依然沒有等來有關部門的一紙答復。“我到現在還能活著，全靠這張空頭支票啊！”蘇華文不無自嘲。
鳳凰網關注代課教師：
在南興鎮南渡村、港東村、梅田村，不乏與蘇華文同批被辭退的民辦老師。同樣，他們也沒能拿到辭退費。
在南渡村，46歲的符澤盤如今生活陷入了困頓，6個孩子、妻子和88歲臥病在床的母親至今住在三間茅草房裏。他的女兒符曉斐說，十年前符澤盤從講台上退下來，心情非常鬱悶，因爲順利通過轉正考試的他最終沒能轉正。“當時我家就剩下媽媽手裏的5元錢，連買菜都不夠。我只好出去當保姆，每月能有300元，那時我才12歲。”符曉斐說著，眼睛就紅了。
儘管急需錢以紓解困境，但符澤盤說，他對那筆辭退費不抱絲毫希望。
曾是村委會會計的蘇國統告訴記者，2000-2003年，山尾村曾按人頭每人每年收取30元教育附加費（2000年之前爲20元），幷統一上繳到鎮財政。但南興鎮教辦主任陳澤解釋，由於鎮財政緊張，教育附加費已用於各學校的基本建設，根本無法支付辭退教師的補償費。“只有通過上級財政撥款，才能解決這問題。”他說。
雷州市教育局長林濤對此的解釋卻不盡相同。“2000年那批辭退教師的補償費其實都安排好了，每個人該領多少錢都計算好了，也通過了人大批準。但那些教師都不願意領，因爲他們要轉正。”他在電話裏說。
對此，被辭退的老師們紛紛表示不解:“既然安排好了，爲什麼從來沒有通知我們去領錢？既然沒有通知，怎麼知道大家不願意？”
隱性欠債
“那是因爲上訪。”關於不願意領錢的說法，2000年也遭辭退的王昌堯解開了謎底。
“2000年被辭退的那批老師覺得不公平，多次組織代表到雷州市、廣州市甚至北京上訪。在這過程中，他們有轉正的要求，卻被解讀爲‘不願意領錢’。”王昌堯分析。
一名自稱姓陳的老師就是“上訪專家”之一。2006年，他以雷州600多名在編民辦教師的名義，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等領導寫信，反映被辭退教師的集體訴求:希望得到公正對待，或解決轉正問題或給予相關的福利待遇。
一年後，還是這位陳老師，又組織了一次在廣州的上訪。他回憶說，上訪當天，他打電話與幾個教師朋友約好，到廣東省教育廳前抗議。他們最終得到了接待，雷州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同時也被請到廣州，雙方開始協商，最後達成協議。2008年，通過考試取得公辦教師資格的這位44歲的陳老師，結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涯，就像其他一起上訪的老師那樣，重新回到了三尺講台。
然而，幸運的大門幷未對每個被辭退教師敞開。60歲的王昌堯曾先後是南興鎮四所小學的校長。而他不能轉正，僅僅是因爲沒有檔案。1987年，小學老師王昌堯被借調到南興鎮港東管區當幹部；6年後因爲教育工作需要，又被調回學校任校長，但檔案幷未隨之轉移和建立。2000年，錯過1997年轉正機會的王昌堯被辭退。
與王昌堯有相同經歷的老師，南興鎮還有6名。最年輕的王汝桑也符合考試轉正條件，卻沒有機會。
“代課（民辦）教師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爲我國教育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讓他們退出時一定要給予合理補償。事實上，政府與已被辭退的代課和老民辦教師之間存在隱性欠債。”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輝表示，像雷州地區這樣補償費拖欠了10年，說到底還是社會管理出了問題。
“若是地方財政沒法解決補償費，理應由省財政甚至國家財政支持，這已經不是教育部門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民政和財政部門，需要全社會通力配合。”儲朝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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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2010年02月04日 時代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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